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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年毛泽东称何事件:恐怕又是“老大哥”搞了名堂

  在西北边疆,4、5月间由于苏联方面的策动和诱骗,新疆自治区的伊犁、塔城发生暴乱事件,阿尔泰、博尔塔拉、伊犁、塔城4个地区22个县,有67000多边民,在围攻了当地党、政机关后,逃往苏联。此事件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后,毛泽东随即敏锐地指出:恐怕又是“老大哥”搞了名堂吧!

  核心提示:在西北边疆,4、5月间由于苏联方面的策动和诱骗,新疆自治区的伊犁、塔城发生暴乱事件,阿尔泰、博尔塔拉、伊犁、塔城4个地区22个县,有67000多边民,在围攻了当地党、政机关后,逃往苏联。此事件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后,毛泽东随即敏锐地指出:恐怕又是“老大哥”搞了名堂吧!

  1962年,中国的财政经济形势终于又绽露好转的迹象。人们对国计民生的恢复和发展,又充满着期待。然而对肩负着守卫祖国疆土重任的人民解放军来说,这一年却是最多事、最紧张的一年。

  在西北边疆,4、5月间由于苏联方面的策动和诱骗,新疆自治区的伊犁、塔城发生暴乱事件,阿尔泰、博尔塔拉、伊犁、塔城4个地区22个县,有67000多边民,在围攻了当地党、政机关后,逃往苏联。此事件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后,毛泽东随即敏锐地指出:恐怕又是“老大哥”搞了名堂吧!

  在东南沿海,台湾当局认为大陆正处于经济困难、人心不稳状态,是实施反攻的最佳时机,大肆叫嚣“光复大陆”,并积极准备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进犯。

  5月末,担任组长的战略研究小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,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。战略研究小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。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。战略研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尚荣,和所有与会者都得出如下共识:蒋介石一定会乘我经济困难之危,来搞我们,他认定此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东南沿海出现战事的可能性概率是最高的。

亚博官方网站欢迎您   王尚荣对总参作战部工作的布置,也是依照这一思路进行的;主要抓东南沿海问题,加强战备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,其他工作能摆脱先摆脱。不久,他又得知了毛泽东同罗瑞卿的谈话。毛泽东分析说:根据目前情况必须有所准备。准备好了,军不来也没坏处。山东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广东整个地区都要准备。如果今年来进攻,就不让他上来,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。南下的部队可以公开行动,就是要叫蒋介石知道,目的是破坏他的进攻,推迟其行动。

  在毛泽东谈话后,中共中央、随即又分别开会研究对蒋作战事宜。中央的会议决定由负责军工生产,负责粮食准备。在总参的会议上,王尚荣提议:作战部现在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。在近期拟订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预备方案,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把制高点控制起来;如何坚守岛屿;加强情报工作;通报防空问题。5个战备值班的师要在6月20日前到达前线,到达后立即进行训练,岛屿部队要加紧抗登陆演习。

  从1963年到1965年,王尚荣是在指挥打击蒋军的东南沿海的小股武装窜扰、海上窜扰、空中窜扰,到各军区勘踏地形,研究拟制中越联合作战方案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。

  作为一个军人,作为一个始终担负着前线作战指挥和协调重任的首长,他似乎没有时间旁顾其他。所以,当1965年12月初,他被突然召去上海,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,发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罗瑞卿,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分子时,他感到分外的惊异。

  会后他私下对老战友说:“定罗瑞卿为反党分子,我实在想不通,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呢?还不是向毛主席告状,说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。”然而,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半年多后,他自己竟也成为“阴谋夺权者”,被揪了出来。

  也不要这些人/“我说过身体不好,怕见风,也怕见水”

  1966年8月25日,总参外事局群众因对局长潘振武有意见,反对他作为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引见者。他们先向代总长杨成武、主管外事的副总长王新亭反映了意见,没有得到答复,就直接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反映。徐向周恩来说既然群众反对,就先不要让潘振武引见了。

  此讯传到总参,外事局的群众贴大字报庆贺,同时认为杨成武、王新亭包庇潘振武。作战部的群众随即也写了一张大字报,支持外事局的群众。他们写好后,来到作战室,要在这里开会的领导们签名。王尚荣不同意。可群众非要领导们签,说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。王尚荣等领导无奈,只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。

  这种事在“文革”初期司空见惯,可出于要打倒贺龙的目的,借所谓“八二五事件”大做文章。他亲自煽风说:贺龙是个“刀客”,“到处搞夺权”。说贺龙夺军委的权,策划兵变,要把“贺龙的问题端出来”。而王尚荣是贺龙的爱将、老部下,“八二五事件”是王尚荣在夺总参的权与贺龙遥相呼应。

  给“八二五事件”定性是“反党行为,反革命行为,他们想全军性地搞政变,这不是小事。因此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,要罢官。宁愿提个连长当(作战)部长,也不要这些人”。

  就这样,王尚荣被关押了起来,遭受到残酷的刑讯。和他关押在一处的,军中将帅有彭德怀、黄克诚、罗瑞卿、谭政、陈再道,党政领导有彭真、陆定一、林枫、李井泉、刘仁、万里、荣高棠。

  当时,集团给贺龙定下的主要罪状,就是策划军事政变。他们很希望通过逼迫王尚荣,得到想要的“证词”。整贺龙材料的人,一次次到关押王尚荣的地方,要他交代在贺龙家与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、装甲兵司令许光达等策划兵变阴谋的情况。王尚荣说他从未在贺龙家和许光达单独见面;更没在贺龙家同时见到过廖、许两人。

  材料组见从王尚荣这儿,实在抓不着什么用以陷害贺龙的证据,便要他交代如何吹捧贺龙,攻击、污蔑林副主席的。王尚荣说:“我对一些军区的负责人说过:不在北京时,军委工作是由贺龙主持的。他照顾大局,接近群众,关心干部。”“我对个别同志说过身体不好,怕见风,也怕见水。是听杨成武、肖华说后才知道的。”气得材料组的人一个劲儿地叫他“不许继续放毒!”

  叛逃、机毁人亡的“九一三事件”两年后,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老同志时说:“看来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。我要负责呢。”他提出还有一些案也要翻,“我是听了的一面之词,所以我犯了错误。”

  贺龙的案要翻,这就使得因揪贺龙而遭陷害的王尚荣的平反出现了希望,可平反之事却迟迟没有下文。1974年7月末,由毛泽东介绍入党的独臂将军彭绍辉,悄悄告诉黄克,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,毛泽东已亲自做了批示:杨成武、吕正操、余立金、王尚荣,一定要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,而且要见报。

  7月31日,王尚荣同杨成武、吕正操、余立金在三座门,受到部分负责人的接见。接见的时候,、等都到场了。作为主持者的王洪文,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。的讲话开诚布公,简短而明了,要大家正确对待。

  时为军委常委的张春桥发言最长,他说关于贺龙,毛主席早有指示,因为工作忙,办得晚了。他还阴阳怪气地说这些将军们在“文革”中是有错误的,并点了吕正操的名。吕正操当即顶了一句:“做工作哪能没错误?过去工作有错误,今后让我工作,也还会有错误!”

  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前,中央政治局除了毛泽东外,所有政治局委员也同杨成武、吕正操、余立金、王尚荣见了面。

  当周恩来与王尚荣握手时,王尚荣见周恩来面庞清癯,就问道:“总理身体好吗?”“还好,就是做过个小手术,”周恩来顿了顿又说:“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。你的问题我都清楚。”接着,周恩来问道:“你的身体怎么样?”王尚荣硬挺了一下说:“我没问题。”

  王尚荣终于走出了囹圄,但他的身心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,头部和腰部留下无法痊愈的后遗症,睾丸被打得一个萎缩,一个水肿。但他认为参与迫害他的人,多数也是不明真相的受蒙蔽者,复出后没有对整过他的人做任何计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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